责任能力

责任能力的概念 (一)责任能力的含义 行为人不具备有责地实施行为的能力时,不能对其进行法的非难。进行责任非难所要求的行为人的能力,就是责任能力。刑法并不是直接积极地规定责任能力,即不是直接规定犯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具有责任能力,而是消极地规定无责任能力与限定责任能力。能力,是人的自...

责任能力的概念


(一)责任能力的含义


行为人不具备有责地实施行为的能力时,不能对其进行法的非难。进行责任非难所要求的行为人的能力,就是责任能力。刑法并不是直接积极地规定责任能力,即不是直接规定犯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具有责任能力,而是消极地规定无责任能力与限定责任能力。能力,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表现,是人认识现实世界与支配现实世界的特征。刑法上的责任能力,由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组成。辨认能力,是指行为人认识自己特定行为的内容、社会意义与结果的能力,因而也可以称为认识能力。能够认识自己行为的内容、社会意义与结果的,就具有辨认能力(会有程度的差异);反之,则没有辨认能力。控制能力,是指行为人支配自己实施或者不实施特定行为的能力。行为人在犯罪时,总是处于既可以实施、也可以不实施的状态,行为人在认识到特定行为的内在、社会意义与结果后,能够控制自己实施或者不实施该行为时,就是有控制能力(会有程度的差异);反之,则没有控制能力。控制能力与心理学上所讲的作为意志品质的自制力不是等同概念。白制力是控制自己的情感、爱好和冲动的能力,在道德体系中,自制力是可贵的品质。有自制力的人都具有控制能力,但有控制能力的人不一定有自制力。许多人是在有控制能力的情况下因缺乏自制力而实施了犯罪行为,故不可将控制能力与自制力相棍淆。

一般认为,辨认能力是控制能力的基础与前提,没有辨认能力就谈不上有控制能力。控制能力则反映人的辨认能力,有控制能力就表明行为人具有辨认能力。但有辨认能力的人可能由于精神病而丧失控制能力,刑法认为这种情况不具有实施犯罪的能力。换言之,刑法要求行为人同时具备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只具有其中-种能力的,属于没有责任能力。

(二)责任能力的地位


责任能力是责任的要素,还是责任的前提,这是国外刑法理论争论的问题。将责任能力作为责任前提的观点认为,责任能力是被作为责任前提的主体的适格性进行规定的,因此,责任能力应与其他责任要素相区别,必须先对责任能力进行判断,所以说是责任的前提。如果是元责任能力者,则并不判断有无故意过失,便认定为无罪。但这一观点存在疑问。因为责任能力在程度上存在差别(如存在因精神病而导致责任能力减弱的情形),这种差别影响对行为的非难可能性的强弱,故责任能力并不单纯是责任的前提。应当注意的是,责任能力程度的差别只能分为两种情形:通常的责任能力与减弱的责任能力,不存在加强的责任能力。因此,不存在网为责任能力加强而导致非难可能作力的情形。将责任能力作为责任要素的观点认为,责任能力虽是作为非难可能性前提的人格的适格性,但责任能力同时是能否辨认各个行为的是非善恶以及依据这种辨认实施行为的问题,所以,责任能力并不只是非难的前提,而且是对行为的意思形成的非难性本身。这并不意味着无责任能力与无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相混同,因为无责任能力是欠缺辨认控制能力所致,而无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则是由于其他原因所致。据此,无责任能力也可谓责任阻却事由。这是本书的立场。

(三)责任能力的性质


旧派认为,责任能力的本质是有责行为能力、意思能力或犯罪能力。责任能力问题实质上是意志自由的问题。人在具有从善去恶的意志自由的前提下,不决意从善,却决意从恶,因而应负责任。但并不是任何人都具有意志自由,具有意志自由的先决条件是,行为人能够认识其行为的价值或行为的是非善恶;具有这种认识能力的人,才产生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法律才认为其具有责任能力。所以,责任能力是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或者说是意思能力。又由于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才能实施犯罪,故责任能力是犯罪能力;无责任能力,则是无犯罪能力。

新派认为,责任能力是刑罚适应能力。行为人并不能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意志,犯罪是人的素质与环境的产物。刑法的机能是针对犯罪人将来再犯罪的可能性即性格的危险性,对社会进行防卫。旧派所谓的有能力之人与无能力之人,就其行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而言,在实质上并没有区别;只是法律因对象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处罚方法,都是为了防卫社会。对于具有通常能力的人,科处通常的刑罚,使足以实现刑罚的日的;对于精神异常的人或年幼者,因其不能适应刑罚而采取其他办法,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应负责任。所以,责任能力是刑罚适应能力,即是被科处刑罚的一种资格。我国有一种观点认为,责任能力是犯罪能力与刑罚适应能力的统一。本书采取犯罪能力说。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责任能力,是指对“自己行为”的辨认控制能力,这应是指犯罪行为能力;在行为时具有犯罪能力,当然也就表明行为人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但在认定行为人是否具备责任能力时,司法机关所要考虑的就是行为人对所实施的特定行为有无辨认控制能力,并不是直接考虑他有无刑罚适应能力,故应认为责任能力就是犯罪能力。如果说责任能力是犯罪能力与刑罚适应能力的统一,则意味着在认定犯罪时,还必须考察行为人在行为时能否认识刑罚的意义、能否承受刑罚处罚,但似乎没有这种必要。主张责任能力是犯罪能力与刑罚适应能力的统一的观点,也不能说明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立即丧失责任能力(丧失刑罚适应能力)的是否成立犯罪的问题,难以回答没有责任能力的人的行为是不构成犯罪、还是仅仅不受刑罚处罚的问题。诚然,犯罪是适合科处刑罚的行为,责任能力可谓科处刑罚的前提条件,在此意义上说,责任能力与刑罚适应能力具有内在的关联。例如,刑法规定未满14周岁的人无责任能力是一种不能反证的推定,但这并不意味着13周岁的人一律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换言之,13周岁的人也可能具有责任能力。这意味着即使有犯罪能力也不一定成立犯罪,似乎可以得出责任能力不只是犯罪能力因而也是刑罚适应能力的结论。但本书认为,具有辨认控制能力但仅有13周岁的人,确实是有责任能力的人,但刑法之所以不处罚他们,是基于刑事政策的理由,而不是一律否定其责任能力。所以,责任能力是犯罪能力的结论依然可以得到维持。

责任能力的判断


(一)责任能力的判断概述


责任能力与法定年龄是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有的人虽然达到了法定年龄但由于患精神病而没有辨认控制能力,这就需要在法定年龄之外就精神病的责任能力作出特别规定。换言之,由于达到了法定年龄的人通常具有责任能力,故刑法仅从消极角度规定责任能力,即除因精神病而导致没有责任能力的以外,其他达到法定年龄的人都是具有责任能力的人。于是,在通常情况下,对于达到法定年龄的人,司法机关兀须举证证明其具有责任能力;只是在行为人患有精神病时,才需查明其是否具有责任能力。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行为人没有达到法定年龄,便可直接否认其行为构成犯罪,不必考察其辨认控制能力。在此意义上说,对于责任能力的判断以行为人达到法定年龄为前提。

需要注意的是,有精神病并不等于无责任能力,由于精神病的种类很多,有些精神病导致行为人无责任能力,有些精神病导致行为人的责任能力减弱,有些精神病则对责任能力没有影响。

(二)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


责任能力的判断,实际上是无责任能力的判断。对于元责任能力的判断,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还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方法与标准。现在,多数国家刑法与司法实践采取的做法是,由于精神障碍,没有辨认是非善恶的能力,没有依据辨认能力控制行动的能力时,就是没有责任能力。这种做法以精神障碍的要素、辨认是非的能力及据此控制行为的能力为核心。在刑法立法上只规定精神障碍要素的方法称为生物学的方法;只规定辨认控制能力的方法称为心理学的方法;将二者相结合的方法称为混合的方法,即先确定影响责任能力的生理原因,再标明由此原因所致的影响责任能力的心理状态。我国刑法第18条采取的是泪合的方法“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因为精神病的种类繁多,一些精神病并不导致行为人丧失辨认控制能力,如果单纯采取生物学的方法,则会导致一些具有辨认控制能力的人可以随意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而不承担责任;反之,如果单纯采取心理学的方法,则会因为缺乏明确标准,导致对冲动犯罪、激情犯罪等不能追究责任。

根据刑法第18条第1款的规定,对责任能力要进行医学与法学判断:首先判断行为人是否患有精神病,其次判断行为人是否因为患有精神病而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前者由精神病医学专家鉴定,他们在鉴定时,必须得出是否具有精神病以及精神病种类与程度轻重的结论。后者由司法工作人员判断,但他们不应当否认精神病医学专家对有无精神病以及精神病的种类、程度所做出的结论(如果司法工作人员对原鉴定结论有合理怀疑,可以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再次送请鉴定),只能在精神病医学专家的鉴定基础上进一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辨认与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如果精神病医学专家的鉴定结论是行为人没有患精神病,司法工作人员就必须肯定行为人具有责任能力;如果精神病医学专家的鉴定结论是行为人患有精神病,司法工作人员则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责任能力。只有这样,才是坚持了医学标准与法学标准的统一,才能正确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辨认控制能力。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医学与法学判断结论,必须是经过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

可是,我国司法实践上的通常做法是,行为人是否具有责任能力,完全由精神病专家鉴定,即精神病鉴定专家直接得出有无责任能力的结论,检察官与法官不再作任何判断,完全采纳精神病专家的鉴定结论。其结局是,要么由精神病鉴定专家同时进行了医学与法学的判断,要么仅由精神病鉴定专家进行医学判断,而没有法学判断。显然,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刑法第18条的规定,需要改正。

(三)责任能力判断的注意事项


哪些疾病属于精神病是根据精神病医学认定的。司法工作人员在判断精神病人有无责任能力时,除了以精神病医学专家的鉴定结论为基础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要审查精神病的种类以及程度轻重,因为精神病的种类与程度轻重对判断精神病人是否具有责任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要在精神病人的左邻右舍调查其言行与精神状况,如果有足够证据表明该精神病人平时不能正确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社会意义与结果,不能有意识地选择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则能作为精神病人没有责任能力的有力证据。

3.要进一步判断精神病人所实施的行为与其精神病之间有无直接联系。因为精神病人的精神结构不一定完全错乱,它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正常的。因此,要判断精神病人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是否起因于精神病。如果精神病人所实施的行为与其精神病没有直接联系,就不能认为他没有责任能力。只有当他所实施的行为起因于精神病时,才可能认定他没有责任能力。所以,责任能力是就行为人已经实施的符合构成要件的特定违法行为而言,并非就一般行为而言。这里特别要注意对部分责任能力的判断。部分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由于精神障碍对某一类犯罪没有责任能力,但对其他犯罪具有责任能力的情形。这里的“某一类犯罪”不是指严重犯罪,而是与其精神障碍有联系的某一类犯罪。例如,具有好诉妄想的偏执狂患者,对诬告陷害罪没有责任能力,但对与好诉妄想、无关的犯罪,则具有责任能力。又如,痛病患者因某种剌激产生异常的环境反应时,对由这种反应所表现出来的侮辱、伤害等行为没有责任能力,但对与此无关的其他犯罪则具有责任能力。所以,一方面,不能因为精神病人对某些犯罪具有责任能力,就认定其对所有犯罪都具有责任能力;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精神病人对某种犯罪没有责任能力,就认定其对一切犯罪都没有责任能力。

4.行为人虽然患有某种精神病,但如果该精神病对其辨认与控制能力没有任何影响,那么,行为人就属于有完全责任能力的人,该精神病不能成为责任阻却事由。值得注意的是间歇性精神病人的责任能力判断问题。刑法第18条第2款规定“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据此,间歇性精神病人实施行为的时候,如果精神正常、具有责任能力,当然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f!P使实施行为后精神不正常,也应承担责任。反之,如果实施行为的时候精神不正常、不具有责任能力,使阻却责任,该行为不成立犯罪;即使实施行为后精神正常,也不应承担责任。由此可见,间歇性精神病人的行为是杏成主犯罪,应以其实施行为时是否精神正常、是否具有责任能力为标准,而不是以侦查、起诉、审判时是否精神正常为标准。对间歇性精神病人的责任能力的判断方法仍然是,首先由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鉴定其有无精神病以及精神病是否具有间歇性等,其次由司法人员判断其实施行为时是否精神正常。此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能力时犯罪的,应当承担责任。

问题是,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情况下决定并着手实行犯罪,在实行过程中精神病发作丧失责任能力的,应当如何处理?德国曾发生如下案件:被告人起先用铁锤殴打被害人但没有致人死亡,由此陷入元责任能力状态,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继续实施殴打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对此问题,国外学者提出了三个解决途径:一是适用后述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因为行为人在实施与结果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行为时已经没有责任能力,所以与原因自由行为的事例相同。但是,实行中途丧失责任能力不同于原因自由行为,不应当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二是将具有责任能力时的实行行为与陷入元责任能力后的实行行为作为“一体”或“一个”行为来考虑,从而肯定行为人对陷入元责任能力时的引起结果发生的行为也具有责任能力。可是,为什么将二者作为“一体”或者“一个”行为来考虑,还缺乏充分理由;而且如何判断一体性、一个行为,也是不明确的。三是作为因果关系的错误(或客观归责)问题来解决。即在陷入元责任能力状态前,就已经存在犯罪的未遂。对行为人是否适用既遂的刑罚,就取决于无责任能力状态的出现,是否表现为因果关系的非重大偏离。如果因果关系的偏离重大,行为人便不承担既遂责任。但一般来说,在上述场合,因果关系的偏离并不重大,行为人应负既遂的责任。本书认为,可以将上述第二、三种途径结合起来考虑。只要开始实施实行行为时具有责任能力与故意、过失,丧失责任能力后所实施的行为性质与前行为的性质相同,而且结果与其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使结果是在其丧失责任能力的情况下发生,行为人也应负既遂责任,而不宜认定为犯罪未遂。例如,甲以故意杀人将有毒饮料交给乙后突发精神病,丧失责任能力,乙喝了毒药后死亡,应认定甲的行为成立故意杀人既遂。但是如果开始实施实行行为时具有责任能力与故意、过失,然后丧失责任能力,在无责任能力阶段实施的是另一性质的行为,由该另一性质的行为导致了结果的发生,则行为人仅对前行为承担未遂犯的责任(当然,如果前行为已经既遂,行为人当然承担既遂犯的责任)。

醉酒人的责任能力与原因自由行为


(一)醉酒人的责任能力


醉酒是酒精中毒的俗称,分为生理性醉酒与病理性醉酒两种情况。

生理性醉酒即普通醉酒不是精神病,其引起的精神障碍属于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在生理性醉酒的情况下,还具有责任能力,故对其实施的犯罪行为应当承担责任;即使其责任有所减弱,但由于醉酒由行为人自己造成,也不得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具有刑事政策的理由)。刑法第18条第4款规定的“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当然意味着生理性醉酒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病理性醉酒则属于精神病状态,多见于通常并不饮酒或对酒精元耐受性、或并存感染、过度疲劳、脑外伤、癫痛症者,在偶然一次饮酒后发生。病理性醉酒人的行为紊乱、记忆缺失、出现意识障碍,并伴有幻觉、错觉、妄想等精神病症状,且其行为通常具有攻击性。一般认为,病理性醉酒属于精神病,醉酒;人完全丧失责任能力。既然如此,在行为人没有意识到的首次病理性醉酒导致结果发生时,不能认定为犯罪。但行为人在得知了自己有病理性醉酒的历史,预见到自己饮酒后会实施攻击行为,造成结果的情况下,故意饮酒造成结果,或者由于饮酒过失导致结果发生的,则应当承担责任。这属于原因自由行为的一种情形。应当认为,刑法第18条第4款的规定,也包含了这种情形。

(二)原因自由行为概述


原因自由行为(actioliberaincause),是指具有责任能力的行为人,故意或者过失使自己一时陷入丧失或者尚未完全丧失(刑法第18条第3款)责任能力的状态,并在该状态下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使自己陷入丧失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责任能力状态的行为,称为原因行为;在该状态下实施的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称为结果行为。由于行为人可以自由决定自己是否陷入上述状态,故称为原因自由行为。例如,明知自己有病理性醉酒史,饮酒后会实施暴力行为、造成危害结果,却故意饮酒,随即实施暴力行为造成危害结果的,即属原因自由行为。由上述定义可知,广义的原因自由行为分为四种情况:故意陷入丧失责任能力状态、过失陷入丧失责任能力状态、故意陷入尚未完全丧失责任能力的状态、过失陷入尚未完全丧失责任能力的状态。下面着重讨论前两种情况。

根据责任主义,责任能力必须存在于行为时,行为人只对在具有责任能力的状态下所实施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责任,不能追究其丧失责任能力状态下所实施的行为及其结果的责任。这便是“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则(简称同时存在原则)。而在贯彻这一原则时,对原因自由行为产生了疑问:既然行为人在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时,没有责任能力,怎么能够追究其责任呢?否定说的基本理由是,实施行为时处于无责任能力的人,其以前(原因行为时)的意识与行为时(结果行为时)的心理联系已经完全断绝;一个人不可能在丧失责任能力时,按照其在正常精神状态下所作的决定实施行为;如果能够按照原来的决定实施行为,就表明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具有责任能力,理当追究责任。因此,所谓原因自由行为的理论本身就自相矛盾。但现在一般肯定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因为原因自由行为完全可能存在,如扳道工为了使火车与汽车相撞,在火车到来之前,故意使自己陷入丧失责任能力状态而不放下栏杆,导致火车与汽车相撞;证人为了作伪证,在出庭作证前服用精神药品,导致其在麻醉状态下作伪证;汽车司机在具有明显过度疲劳征兆的情况下继续驾驶车辆,以致在睡眠状态下将车开到人行道上,导致行人死亡。从一般人的法感情考虑,由于醉酒等原因一时性地使自己陷入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的状态时,其所实施的法益侵害行为仍然为社会所不能容忍,有追究责任的必要。

(三)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根据


为了说明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根据,刑法理论提出了各种不同主张。

1.间接正犯构造说


以往的通说认为,设定原因的行为具有实行行为性,这就坚持了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则。即该原则中的行为,与未遂犯成立要件中的实行行为是同义的。因为责任能力不仅包括辨认行为是非的能力,而且包括相应的控制行为的能力,实行行为本身当然是受到这种控制所实施的行为。在原因自由行为中,行为人在实施通常的犯罪行为形态中的定型的实行行为时,处于元责任能力的状态。因此,为了贯彻同时存在原则,只好把设定原因的行为解释为定型的实行行为。

但是,设定原因的行为(如饮酒行为)原本没有实行行为性,在没有实行行为性的行为中寻找实行行为,正是以往通说的弱点。针对这一点,通说用间接正犯的理论进行类比。间接正犯是将他人作为工具予以利用,而原因自由行为是将自己的无责任能力状态作为工具予以利用,二者虽有区别,但就介入元责任状态的人的举动以实现犯罪意图而言,都是一种利用行为,故论理构成相同。如同间接正犯场合的利用行为是实行行为一样,在原因自由行为场合,设定原因的行为(也是一种利用行为)当然是实行行为。

如果依据以往的通说类比间接正犯,那么利用自己的限定责任能力时,则不能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即行为人故意或过失使自己陷入限定责任能力(责任能力减弱)状态而引起危害结果时,限定责任能力状态时的举动是实行行为,当然不能类比间接正犯的法理。

但是,上述通说受到了许多批判。(1)在原因自由行为的场合,通说不适当地扩大了实行行为的起围,忽略了构成要件的定型性。如果彻底坚持这一观点,那么,打算在泥醉中杀人的,其设定原因的饮酒行为是实行行为,即使在泥醉后没有杀人,也成立杀人未遂。这显然不合情理。(2)通说根据客观说的观点,认为开始实施定型的实行行为的时刻是实行的着手;在原因自由行为的场合,则认为在此之前的设定原因行为的开始是着手,这有自相矛盾之嫌。(3)即使类比间接正犯的法理,在间接正犯的场合,也不存在应当把利用行为当作实行行为的必然性。不仅如此,当行为人过失陷入无责任能力的状态,然后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时,并不能类比间接正犯的法理。(4)如果坚持通说的观点,在行为人使自己陷入元责任能力的状态以实施一定的犯罪行为,而设定原因行为的场合,如果在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之前处于限定责任能力状态,实施了该犯罪行为时,一方面原因行为终了即成立一个实行行为,另一方面,对在限定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的现实的犯罪行为,应作为限定责任能力者的行为予以评价,成立另一个实行行为。这是根据通说得出的逻辑结论。且将基于一个犯意实施的一种行为现象,认定为两个不同的实行行为,是不合理的。如果说在上述情况下只成立一个实行行为,即不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那么应减轻其刑,这也是不合理的。各国刑法一般规定对限定责任能力者的犯罪,减轻其刑。

2.正犯行为说


这种观点指出,正犯与实行的”同一性“虽然是共犯论的基底,但应当承认二者的分离,只要正犯行为时具有责任能力,即使实行行为时没有责任能力,也应认为符合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因,应当追究责任。在原因自由行为的场合,原因行为是正犯行为,但这种正犯行为还不是实行行为,只有当行为人实施结果行为时,正犯行为才具有发生结果的具体危险,进而成为实行行为。于是,正犯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因而既维护了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因,也说明了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但这种观点似乎只是将实行行为分解为正犯行为与实行行为,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淆。

3.相当原因行为说


这种学说将具有责任能力的原因行为作为问责的对象,认为只要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及结果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和责任关联(故意、过失),就可以追究原因自由行为的责任。其出发点是,为了追究结果的罪责,必须区别行为所必需的危险性与未遂犯成立的危险性。实行行为的概念,是作为因果设定行为的因果连锁的起始点,因此成为问责对象的行为,责任要件是实行行为时点的问题。与此相反,只有发生了具体危险时才能肯定未遂的成立。因此,并不是只要实施了实行行为就成立未遂;只有实施F实行行为且发生了具体危险,才成立未遂。因此,实行的着手是实行行为的开始,但不是未遂的成立时点;实行行为只是作为问责对象的行为,未遂是与实行行为相分离的、发生具体危险时才成立的。换言之,实行行为可以分为”作为因果关系起点的实行行为“与”作为未遂犯的实行行为“。原因行为是作为因果关系起点的实行行为,但不是未遂犯,所以克服了前述间接正犯的构造说的缺陷。因而对原因自由行为追究责任符合实行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则。

4.原因行为时支配可能性说


此说认为,原因自由行为时的实行行为是结果行为,但行为人在实施原因行为时,对结果行为具有支配可能性,所以,应对结果行为承担责任。这虽然形式上违背实行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则,但符合该原则的实质要求。因为在原因自由行为中,无责任能力时的实行行为,是有责任能力时的表象,或者通过支配可能性,在有责任能力时支配或者可能支配是否实施实行行为。因此,在实施原因行为的时点,就能够由行为人的规范意识抵抗实行行为(结果行为)。这一学说实际上是追究原因行为的责任,但原因行为不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

5.意思决定行为时责任说


这种学说认为,行为开始时的最终的意思决定,贯穿于至结果发生的行为整体,因此,只要在最终的意思决定时具有责任能力,即使于现实的实行行为即结果行为时丧失责任能力,也不妨认为有责任能力而追究责任。其基本理由是,在规洒的责任论中,责任判断是从意思决定规洒的立场对意思决定进行的非难。故责任能力必须存在于作出实施行为的意思决定之时。刑法上的行为是特定意思的实现过程,一个特定意思贯穿于一个行为。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对行为的责任能力,只要存在于对该行为的最终意思决定之时即可;(2)责任能力不必存在于违法行为本身的开始时,而是只要存在于包含违法行为的整体行为的开始时即可;(3)在有责任能力的状态下,预见会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一定的行为时只要这种预见在通常人看来并非不合理,就是可能实现的。这一学说对同时存在原则进行了修正,认为只要在事前有控制能力即可。但事前的控制并不能掩盖行为时无责任能力的事实。

6.例外说


此说认为,原因行为不是实行行为,但与结果行为具有密切关联,原因行为是责任非难的根据。换言之,责任非难的根据不在于元责任能力状态下实现构成要件的行为,而在于行为人有责地实施原因行为。处罚原因自由行为虽然不符合实行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则,但该原则不必严格适用于原因自由行为,即原因自由行为是同时存在原则的例外。但是,为什么原因自由行为可以成为同时存在原则的例外,其根据不明确。

7.本书的立场


上述前三种学说将原因行为作为处罚对象,因而维护了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则,后三种学说将结果行为作为处罚对象,因而多多少少违背或者否认了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则。本书的初步看法是,责任能力、故意、过失与行为同时存在的原则必须得到维护,不能为了说明原因自由的可罚性而承认该原则有例外。因为如果承认该原则的例外,则往往会因为例外的理由与范围不确定而导致在其他场合也承认例外,从而违反责任主义。但是,对于同时存在原则中的”行为“则不宜狭义地理解为着手后的行为,而宜理解为与结果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的行为:换言之,只要行为人开始实施与结果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的行为时具有责任能力即可。在行为人起先没有实施暴行等结果行为的意思,但由于饮酒等原因行为而产生了该意思时(非连续型),由于如果没有原因行为就没有结果行为,故可以肯定原因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行为人事先就有实施结果行为的意思,出于鼓起勇气等动机而饮酒导致丧失责任能力,进而在该状态下实施了结果行为时(连续型),也可以肯定原因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既然行为人在实施与结果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的行为时具有责任能力,而且具有故意或者过失,就具有非难可能性。

需要注意的是,在故意的原因自由行为的场合,要使行为人对结果承担责任,要求其结果行为实现了故意内容,即要求原因行为时的故意支配了结果行为。例如,甲想杀A而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了杀害A的行为,导致A死亡。在这种情况下,甲应对A的死亡承担故意杀人既遂的责任。再如,乙想抢劫B而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但其结果行为却是强奸行为。如果乙在实施暴力行为时,依然具有责任能力,但实施奸淫行为时没有责任能力,对乙只能认定为抢劫未遂,如果乙在实施暴力行为时已经没有责任能力,但暴力行为造成了伤害,乙承担故意伤害罪与抢劫未遂的想象竞合犯的责任;倘若暴力行为没有造成伤害,乙仅承担抢劫预备的责任。

此外,根据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对于故意或过失导致自己陷入限定责任能力状态进而实施犯罪的,应当追究责任,而且不能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

责任能力的程度


责任能力可能因精神病或生理缺陷而减弱。

行为人因精神病而使责任能力减弱,但又尚未完全丧失责任能力的情形,在刑法理论上称为限定责任能力。刑法第18条第3款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首先,精神病的种类很多,不可认为精神病人都没有责任能力,因此,虽然患有精神病,但如果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能力,就表明还具有一定的自由意志,在其行为成立犯罪的情况下,应当承担责任。其次,”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表明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辨认控制能力,只是由于精神病而有所减弱而已。如果虽然患有精神病,但对其实施的行为具有与正常人相同的辨认控制能力,或者完全不具有辨认控制能力,则不能适用刑法第18条第3款的规定。最后,对责任能力减弱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只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不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如果所实施的犯罪与辨认控制能力减弱具有直接联系,就得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如果没有联系,则可以不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行为人因为生理缺陷,丧失昕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以及丧失视力的情形,也可谓责任能力的减弱。一方面,这些生理缺陷会导致行为人的辨认能力降低;另一方面,这些生理缺陷导致行为人受教育的机会减少,进而会间接导致行为人的控制能力下降。如前所述,只有因为精神病而导致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才没有责任能力,故丧失上述生理机能的,仍然具有责任能力。但是,上述生理机能的丧失,也会对责任能力产生影响,即导致责任能力减弱。所以,刑法第19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据此,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由于生理机能丧失导致对具体犯罪行为的辨认控制能力有影响时,得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才日果没有影响,则可以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又聋又哑,一般应是先天性的又聋又哑,至少是自幼聋哑;盲人,应是指双目失明的人。因为先天性聋哑、自幼聋哑与双目失明,才限制其自幼接受教育与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使得其责任能力低于一般人,故对其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责任能力与法定年龄


(一)法定年龄的概念


法定年龄(责任年龄),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行为人实施刑法禁止的犯罪行为所必须达到的年龄。如果没有达到法定年龄,其实施的行为就不可能成立犯罪,故法定年龄可谓犯罪年龄。

任何成年人,只要没有精神病,就肯定具有责任能力。但人的责任能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随着身心发育、通过接受教育和参加社会实践逐渐增长,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所以,刑法主要规定法定年龄的起点,刑法理论主要研究从元责任能力到有责任能力的过渡阶段。

显然,对法定年龄的确定不可随心所欲,而应以本国公民在通常情况下达到多大年龄时具有责任能力为标准。要确定这一点,就必须考虑很多因素。例如,要考虑本国儿童的身心发育状况,而儿童的身心发育状况与本国的地理、气候条件密切相关。再如,要考虑儿童接受教育的情况,而儿童接受教育的情况与本国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儿童教育的实施条件密切联系。又如,要考虑对儿童越轨行为的政策,而这与本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等具有密切关系。

(二)法定年龄的规定


我国刑法基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少年儿童接受教育的条件,依据我国的地理、气候条件,根据国家对少年儿童的政策,对法定年龄作了如下规定:

1.不满14周岁的人,不承担责任(绝对无责任时期或完全元责任时期)。


换言之,对不满14周岁的人所实施的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不以犯罪论处。请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说,行为人的行为成立犯罪,只是因为其没有达到法定年龄,而不承担法律后果;而是说,行为人的行为虽然具有违法性,但缺乏非难可能性所需要的年龄,故其行为缺乏有责性,因而不成立犯罪。这是对刑法第17条的规定进行解释得出的当然结论。之所以如此规定,一方面是因为不满14周岁的人,还处于幼年时期,身心发育不成熟,一般地说,他们对自己行为的内容、社会意义与结果,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又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是基于刑事政策的理由。刑法的这一规定具有严格性与绝对性,司法机关必须遵守。即使差-天乃至-小时,也不能突破刑法的规定,不允许以行为人发育早熟、具有责任能力为由,将不满14周岁的人的行为以犯罪论处。

2.“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是刑法第17条第2款的明文规定。这一时期为相对负责任时期。刑法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基于以下理由:(1)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对严重犯罪行为巳具有辨认控制能力,所以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刑法所列举的上述犯罪行为的,应当承担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此外的行为的,不成立犯罪。这一规定既有辨认控制能力程度的根据,也有刑事政策的理由。(2)刑法列举上述几种犯罪,除考虑犯罪的严重性外,还考虑了犯罪的常发性,即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通常实施的严重行为的范围。事实上还有许多犯罪的严重性并不轻于上述几种犯罪,但由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往往难以甚至不能实施,故刑法未作规定。(3)刑法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承担责任的范围,不作概括性规定而予以明确具体规定,既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又有利于更有效、更准确地处罚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减少司法实践中的分歧,还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有越轨行为的未成年人重教育、轻处罚的刑事政策。

刑法的这一规定也是严格的、绝对的,不允许超出这一规定的范围,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是以下几点:

(1)上述规定中的“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包括刑法分则所规定的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达到重伤程度)论处的情形。例如,巳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非法拘禁他人的,并不构成犯罪;但是,如果他们在非法拘禁的过程中,使用暴力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应以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论处(参见刑法第238条)。

(2)上述规定中的“强奸”除了包括普通强奸外,也包括奸淫幼女行为。因为根据刑法第236条的规定,对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但是,在确定应否承担责任时,必须注意案件的特殊情况。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男少年,与幼女交往密切,双方自愿发生性变的,便不宜以犯罪论处。

(3)上述规定中的“抢劫”是否应限于抢劫财物的犯罪(即抢劫罪)?一种观点认为,刑法第127条规定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在性质上比第263条的抢劫财物更为严重,其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更为明显,更容易为青少年所认识,应将其包含在第17条第2款的“抢劫”中。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疑问:一方面,第17条第2款并非仅考虑犯罪的严重性,还考虑犯罪的常发性,而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一般难以实施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的行为。另一方面,“抢劫”一词通常是指抢劫财物,而不包括抢劫枪支、弹药等。尽管如此,本书仍然认为,这里的“抢劫”宜包含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的行为。首先,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事实上也属于财物,刑法考虑到抢劫这类物品的行为更为严重,所以将其从普通抢劫罪中分离出来予以特别规定,这说明规定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的法条与规定普通抢劫罪的法条是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易言之,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的行为原本属于普通抢劫罪。其次,如后所述,第17条第2款所规定的是具体犯罪行为,故将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的行为包含在“抢劫”之中,在用语上不存在障碍。再次,将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的行为包含在第17条第2款中,不会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范围。最后,将抢劫枪支、弹药等行为包含在第17条第2款中,有利于处理事实认识错误,避免定罪处罚的不公正。例如,行为人以为是普通财物而实施抢劫行为,但客观上抢劫的是枪支、弹药,对此应认定为普通抢劫罪。既然如此,行为人故意抢劫枪支、弹药的,更应承担责任。即使认为巳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仅对属于“抢劫罪”罪名的抢劫行为承担责任,对其故意实施的抢劫枪支、弹药的行为,也可以认定为抢劫罪。

(4)上述规定中的“抢劫”是否包括刑法第269条规定的准抢劫和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拟制性抢劫?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指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或者故意杀人的,应当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1月11日《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作出这种规定的理由可能是,己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不能犯盗窃、诈骗、抢夺罪,所以,也不能犯准抢劫罪。与此相反,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准司法解释指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抢劫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2003年4月18日《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有关问题的答复》。本书赞成后一种解释。

因为刑法第269条规定的是抢劫罪,而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了日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对抢劫负责任。况且,刑法第269条所规定的准抢劫罪并不是身份犯,不应将其中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解释为完全符合盗窃、诈骗、抢夺罪的全部要件。基于同样的理由,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携带凶器抢夺的,也应以抢劫罪论处。

(5)上述规定中的“投毒”包括技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故意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行为,符合刑法第114条的构成要件,即使没有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也应以犯罪论处。或许有人认为,刑法第114条原本规定的是“投毒”,{刑法修正案(三)将投毒修改为“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却并未修改刑法第17条,这说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对投放毒害性物质的行为承担责任,对投放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行为不承担责柱。本书不赞成这种观点。事实上,刑法第56条也保留了“投毒”概念。从补正解释的角度来说,可以认为《刑法修正案(三)》遗漏了对第17条与第56条的投毒概念的修改,故应当这两个法条中的投毒补正解释为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从解释技巧的角度来说,对第17条与第56条中的投毒宜作扩大解释,即投毒包括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

(6)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02年7月24日《关于巳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指出“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其实,问题并不在于该款规定的8种犯罪是具体犯罪行为还是具体罪名,因为两种不同观点所得出的结论也可能完全相同。本书的看法是,只要己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所实施的行为,能够评价为第17条第2款规定的犯罪,就应当适用该款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换言之,只要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所实施的某种行为包含了上述8种犯罪行为,就应以犯罪论处。例如,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在绑架过程中故意杀人。如果己满16周岁的人实施该行为,根据刑法第239条的规定,应认定为绑架罪。但第17条第2款并没有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对绑架罪承担责任。于是,有人担心,对上述行为追究责任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本书认为,将己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在绑架过程中故意杀人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第一,绑架过程中的故意杀人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与责任要件,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并不缺少任何要素,相反舍弃了过剩的绑架部分。第二,在判断己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是否承担责任时,首先要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各种犯罪的犯罪构成作为大前提,然后将他们实施的具体行为作为小前提,再得出是否构成犯罪的结论。当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单独或者共同绑架他人并故意杀害他人时,司法机关应当将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作为大前提,然后将这一事实作为小前提,再得出结论。这样的判断结论必然是成立故意杀人罪,而且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第三,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在绑架过程中故意杀人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可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同样的行为,为什么己满16周岁的人实施时认定为绑架罪,而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时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这是因为,年龄影响犯罪的认定,年龄既然影响犯罪的成立与杏,当然也可能影响罪名。另一方面,造成上述局面,是因为对行为的评价范围不同:即对于已满16周岁的人,评价了全部行为;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仅评价了其中的杀人行为(刑法不允许评价其绑架行为),故结论不完全一样。再者,认为罪名不协调是颠倒了定罪的大小前提所致。即先按照成年人犯罪的标准,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的绑架杀人行为评价为绑架罪,然后提出罪名不协调的疑问。事实上,如果不是先评价为绑架罪,而是将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几种犯罪的犯罪构成作为大前提,则不存在上述疑问。又如,15周岁的人绑架他人后,对他人实施暴力过失致人死亡的,可以评价为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死亡。根据刑法第238条第1款以及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对15周岁的人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基于同样的理由,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故意决水,造成他人死亡,或者故意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等,造成他人死亡,如果明知自己的决水、破坏行为会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己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在拐卖妇女、儿童的过程中,强奸妇女或者奸淫幼女的,或者在组织、强迫卖淫的过程中,强奸妇女或奸淫幼女后迫使卖淫的,或者与卖淫的幼女发生性交的应以强奸罪论处。这种行为完全符合奸淫幼女类型的强奸罪的犯罪构成,当然可以评价为强奸罪。概言之,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包含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罪行的,应按照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确定罪名。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2003年4月18日《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有关问题的答复》指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其罪名应当根据所触犯的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认定。对于绑架后杀害被绑架人的,其罪名应认定为绑架罪。“但是,这种解释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因为这种解释导致定罪时评价了刑法不允许评价的部分。

(7)刑法第17条第2款所规定的巳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宜限于正犯(包括共同正犯与间接正犯),而不宜包括教唆犯与帮助犯。该款就毒品犯罪仅规定“贩卖毒品”便说明了这一点。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完全可能同时是贩卖毒品的帮助行为。如果认为第17条第2款包含了帮助犯,就意味着巳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对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也要作为贩卖毒品的共犯承担刑事责任,但这明显不符合该款的规定。

3.“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是刑法第17条第1款的明文规定,意指已满16周岁的人对一切犯罪承担责任(完全负责任时期)。已满16周岁的人,已接受了较多的教育,身心发育比较成熟,对什么行为是犯罪、什么行为不是犯罪,都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也能够控制自己是否实施犯罪行为,具有辨认控制能力,故应对一切犯罪承担责任。

此外,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巳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刑法理论通常称为减轻责任时期。这样规定,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还属于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十分成熟,辨认控制能力比成年人要差一些,故其非难可能性低于犯罪的成年人。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的可塑性较大,比较容易接受教育改造。所以,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与刑罚目的的要求,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另外,我国一直关怀青少年的成长,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这也是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政策理由。

刑法第17条第4款还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这表明,对于实施了侵害法益的行为但未达到法定年龄的人,虽不给予刑事处罚,但也不能姑息放纵,而应加强教育和看管,乃至由政府收容教养。

刑法第17条之一规定“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显然,这一规定并不是因为已满75周岁的人的责任能力减少,而是基于人道主义与刑事政策的理由(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减少)。

(三)法定年龄的认定


1.法定年龄的计算。


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刑法所规定的年龄,是指实足年龄,刑法特别使用“周岁”一词,旨在限定为实足年龄,而不是指虚岁。实足年龄以日计算,并且按公历的年、月、日计算。参见最高人民法院1985年8月21日《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法律类-刑事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三)。例如,巳满14周岁,是指过了14周岁生日,从第二天起,才是已满14周岁。如行为人1992年4月5日出生,2006年4月6日即认为已满14周岁。已满16周岁、已满18周岁年龄的计算,也与此相同。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00年2月21日《关于“骨龄鉴定”能否作为确定刑事责任年龄证据使用的批复》。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年龄不明的,可以委托进行骨龄鉴定或其他科学鉴定,经审查,鉴定结论能够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的,可以作为判断犯罪嫌疑人年龄的证据使用。如果鉴定结论不能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而且鉴定结论又表明犯罪嫌疑人年龄在刑法规定的法定年龄上下的,应当依法慎重处理。

2.法定年龄计算的基准。


即法定年龄是以实施行为时为基准进行计算、还是以结果发生时为基准进行计算?在行为与结果发生在同一天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但在行为与结果不发生在同一天的情况下,则直接影响责任的有无与轻重。例如,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不满14周岁,但结果发生时已满14周岁;或者在实施行为时不满16周岁,但结果发生时已满16周岁。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与结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国家与人民利益,应以结果发生的时间为基准进行计算。但是,犯罪是行为,辨认控制能力是辨认与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辨认控制能力也必须是“行为时”的辨认控制能力;行为与结果虽然密切联系,但二者毕竟可能分离,一般的行为概念并不包含结果,结果概念也不包含行为。因此,法定年龄应以行为时为基准进行计算。但是,如果行为人在发生结果时具有防止结果发生的义务,则可能根据不作为犯罪的时间进行计算。例如,行为人在不满14周岁的时候安放了定时炸弹,而发生爆炸时,行为人巳满14周岁。如果认定构成犯罪,就应认为,行为人巳满14周岁后,对自己在不满14周岁时所安放的定时炸弹,具有撤除的义务,或者说有义务防止自己的先前行为造成危害结果。问题是,对自己没有达到法定年龄时的危险行为是否具有防止结果发生的义务?本书持肯定回答。因为作为义务来源的先前行为本身并非等于犯罪行为,因而不必具备有责性。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行为从未达到法定年龄时一直持续到达到法定年龄时的,行为人理当承担责任。

3.关于跨法定年龄阶段的犯罪问题。


(1)行为人己满16周岁后实施了某种犯罪,并在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期间也实施过相同的行为。至于应否一并追究责任,则应具体分析。如果在巳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期间所实施的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特定犯罪,则应一并追究责任;否则,只能处罚已满16周岁以后的犯罪行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期间所实施的行为,如果与巳满16周岁后实施的犯罪行为具有密切联系,能够说明行为人的特殊预防必要性大的,可以在责任刑之下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2)行为人在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期间,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特定犯罪,并在未满14周岁时也实施过相同行为,对此不能一并追究责任,只能处罚巳满14周岁后实施的特定犯罪行为。

版权声明:以上概念释义内容来自互联网《刑法学》第四版(张明楷著)电子书,由本人整理编撰,与原著会有出入,目的是方便学习,欲深入学习刑法者,请购买《刑法学》正版。其它重要概念释义见刑法总则释义罪名释义请点击查看全部罪名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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